原创

                                                      第二次是顺其自然。

                                                      慈禧接到这封电报时,几乎惊得没喘过气来。这封电报实在太艺术了,八个字高妙无匹。它虽然不否认“勤王电”是清廷的正式命令,却提出这是“乱命”,也就是不正当、不应该接受的命令。并且正式表明了态度——“粤不奉诏”。与此同时,又仍然以地方官员自居,把和中央政府的对抗限制在了一个不撕破脸皮的限度,让清廷不至于暴走,各地督抚也敢于接受。这后面,有没有盛宣怀的建言和策划呢?我们是无从得知了。
                                                      失之英吉利东隅,收之美利坚桑榆,英国海军话音刚落,莫尔斯电码便在北美大陆呱呱坠地,不思进取的约翰牛就这样把发明电报的殊荣拱手让给了扬基佬莫尔斯。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1845年伦敦的一天清晨,一位叫莎拉·哈丁的女性被发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伦敦警方经过缜密调查,很快查明有一位叫约翰·塔维的绅士时常拜访她,目前这位绅士暂居伦敦的斯劳区。当警方赶到斯劳区的时候,发现这位塔维先生已经在车站上了一辆慢车前往帕丁顿。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他把军阀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全放在了头版,每个人照片底下还加了一个外号。张作霖就是“奉民公敌”、李景林是“直系公敌”、张宗昌是“鲁系公敌”。可写到吴佩孚的时候,邵飘萍却犯了难。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清末中国虽然引入了电报和随之而来的密码概念,却不谙其道,只是机械地按照洋人教习操作,却未能从本质上加以重视。反倒是日本方面,早早就设立了专门负责监听、破译的电信课,培训相关人才。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这一走,真是险之又险。因为几乎就在康有为登船的同一时刻,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戊戌政变。这一次政变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是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荣禄告密所致;但也有人认为是维新派行事不密,反被慈禧先动了手,袁世凯见大势不妙,这才慌忙向荣禄坦承兵变计划。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确,总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雳手段,先把光绪幽禁在瀛台,然后由步兵统领崇礼亲自挂帅,率领3000缇骑在北京城内外大举搜捕。京城一时间腥风血雨。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一个是经元善发起的请慈禧归政光绪电,这个咱们前头说过。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这下子段祺瑞回过味儿来了,一拍大腿:“这不是吴佩孚冲我来的呀,这是冯国璋在背后搞的鬼!搞不好还有曹锟的事儿!”于是他立刻找到张作霖和倪嗣冲,请这两位有分量的督军给冯国璋各发了一份通电,坚持主战的立场。自己则发偏师一支,给吴佩孚发了封私人电报,小小地训斥了一下,说你一个军人执行命令就是,不要讨论政治。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地,目的地的收报员再把这一串数字送给收信人,收信人也要买一本译码本,然后按字再翻译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错了一个两个字,收报人看不明白,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电报局的责任。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这起中国与大北公司的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盛原文:“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初具,然未便遽行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斟酌。”)
                                                      然而,在辛辛苦苦稻粱谋的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心中另有一片广阔天地。没有功利的企图,没有肮脏的目的,完全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完全出于心灵的渴望,他们燃烧着才华,闪射着光芒,做着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做着对历史有益的工作。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英国那时候大部分平民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除了政治家和商人以外,很少有人关心那里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近东地区尤其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却格外敏感。其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位的是哈米德二世,他大力推行泛伊斯兰化运动,对信仰基督教、又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亚美尼亚人进行残酷镇压,从1894年登基一直到1896年,几乎把亚美尼亚民族灭绝。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此痛心疾首,笃信基督的民众无不视哈米德二世为恶魔。
                                                      但经元善却发古人所未发,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见的手段——通电上书。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慷慨激昂地把兵变计划一说,逼着袁世凯表态。袁世凯当时满口答应参与兵变,算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康有为见大局底定,这才放下心来。其实那时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绪,袁世凯(缺)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1899年初,中国购买了几部马可尼旧火花式无线电机,安装在广州两广总督督署、马口、威远等要塞以及南洋舰队各舰艇上,以便远程军事指挥之用。这是无线电波首次飞越在中国大地上。十分难得的是,这一次中国对无线电报的应用,基本上与欧美同步。要知道,在同一年,马可尼才刚刚说服英国邮政部在南福兰角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站,用来与法国维姆勒之间的通信,通讯业务方才起步。中国的反应速度,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上了。
                                                      他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曾在1844年向英国海军建议使用电报。然而英国海军拒绝使用惠斯通电报,他们对五针电报机的缺陷知之甚详,不放心把大英帝国的骄傲交到这么一个小玩艺儿手里。可惜的是,英国海军敏锐地洞悉到它的缺点,却无从觉察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结果他们仅仅只是生硬地给惠斯通回复说:“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
                                                      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就等于完全作废,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眼见铺了2000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最后英国、俄罗斯、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这次又是大北公司出的主意,这主意也不新鲜,叫做暗渡陈仓。
                                                      按说一个区区师长,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胆子。但吴佩孚不同,他身在要冲,手握重兵,万一把他惹恼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转身投了南方,那可不得了。光靠张敬尧那种只会烧杀抢掠的废物点心,可绝挡不住吴佩孚的虎狼之师。
                                                      丁日昌是个天生的耿直汉,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20岁那年考中秀才,补了一个廪生。按照道理,廪生应该是由朝廷供养,可当地官员手握钱粮就是不发。丁日昌气急了,一个人跑到县衙门口击鼓大骂:“青天白日,饿死廪生!”直骂得县太爷缩在后堂不敢出来,其个性可想而知。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惠斯通对电报的兴趣,始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电报机的理论雏形已经出现,欧洲科学界各门各派都在致力于制造出实用化的电报装置来。惠斯通出身声学专业,在一开始走了点弯路,研究了足足好几年如何让声音实现长距离传送,却屡次失败,一直处于苦恼中。直到1837年许林格来英国演示他的磁针电报,惠斯通这才如醍醐灌顶,如梦初醒,转而把注意力放到了电学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应用。许林格回国后不久便染病去世,改进电报机的接力棒便交到了惠斯通先生手里。

                                                      五月二十八日,群情激昂的农民兄弟们在策动之下,一夜之间就把227根铜线电杆——那时候老百姓尚不知电报之名,都称为“铜线”或者“电线”——拔得干干净净。连木杆带电线就地瓜分,各自扛回家去。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这一点史无疑义。但他只是占得一个“先”字,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他就是盛宣怀。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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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鹏
                                                      此刻我的生和死
                                                      崎本大海

                                                      永远为期

                                                      拧巴小姐
                                                      它破碎的太久
                                                      候总
                                                      便能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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